唐本忠 受访者供图
“人生是很奇妙的，就像漂在海上的一叶小舟。一个浪头把你一卷，就不知道卷到哪儿去了。”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院长唐本忠教授在回顾自己半生经历后的感言。
(资料图)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句话不该出自他口。毕竟不久前，在国际学术网站Research公布的“2022年全球顶尖科学家”排名中，唐本忠在中国化学领域的科学家中位居第一（世界第10），而作为聚集诱导发光（AIE）概念的提出者，他甚至被业界誉为“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
有如此成就，唐本忠的人生似乎不应该是“随波逐流”的。然而他却笑言：“时代浪潮的裹挟不可阻挡，关键是面对每一次‘靠岸’，你能不能奋力而为。”
一场“美丽的邂逅”
在唐本忠的学术生涯中，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无疑是其对AIE现象的深究，以及以此为起点对相关技术的研发。这让他成为了享誉世界的“AIE之父”。
“在发光研究领域，人们常常观察到有机染料的荧光会随着分子聚集而减弱甚至猝灭，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聚集淬灭发光（ACQ）。”唐本忠告诉《中国科学报》，比如，有机发光材料通常作为薄膜或纳米粒子使用，但在固态时，聚在一起的有机发光分子会由于ACQ现象而微弱发光甚至不再发光。同时，很多发光材料不易溶于水的特点也妨碍其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科学家一直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但始终不尽如人意。
AIE现象恰好相反——在稀溶液状态下，材料分子完全不发光，但随着分子的聚集，材料会变得越来越亮。
“AIE材料有很多好处。”唐本忠说，它就像新材料赛场上的全能运动员，可以广泛应用在细胞器成像、癌细胞追踪、病原体杀灭、化学传感、信息显示、智能材料、指纹检测、负碳合成、海水淡化等众多技术领域。
2016年，《自然》发表的一篇新闻深度分析文章将AIE点（聚集诱导发光纳米粒子）列为支撑和驱动“未来纳米光革命”的四大纳米材料之一。这也是唯一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原创的新材料。
然而有意思的是，如此重要的发现却源于一场“美丽的邂逅”。
2001年的一天，唐本忠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告诉他，实验“出问题了”。
“那段时间，研发新型发光材料和制备有机发光二极管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也在尝试合成具有独特分子结构且能高效发光的有机发光材料。”唐本忠说，博士后告诉他制备的分子溶液在紫外灯照射下不发光，这让唐本忠非常惊讶。“因为我清楚记得，我在博士期间合成过相同的分子，当时它的结晶是发光的。”
意识到事有蹊跷，唐本忠马上跑到实验室。在与博士后仔细求证和反复讨论后，他最终确认——该材料的稀溶液不发光，但其结晶体却发光。
这一发现成为了世界范围内AIE研究的起点。
唐本忠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对AIE现象的研究过程中，他最为骄傲的并不是观察到现象本身。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科学家发现某些无机氰化铂盐在固态时“敏感”（发光），但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而唐本忠不但进行了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就此提出了AIE这一概念。
“在科学上，提出新概念非常重要。”他举例说，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在和高分子物质打交道——吃的食物、穿的衣服，甚至人类本身都是由高分子构成，但直到100多年前，在德国科学家提出“高分子”概念后，高分子科学才开始取得长足发展。
“必须承认，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直有些欠缺。”唐本忠直言，这与含蓄、内敛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关。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面对如此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当下，我们必须要补齐这一短板。“要知道，如果我们不争取提出自己的概念、标准，我们的科研便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多次陷入“强手如林”的环境
“跟在别人后面”的感觉，唐本忠并不陌生。他感慨，“几乎在每个学习阶段，我的起点都很低”。
唐本忠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他进入大学之后。
1977年，伴随着高考的再次开启，唐本忠考入华南理工大学（时称华南工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学校还是专业，都不曾出现在他的高考志愿单上。
自己为何会被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专业录取？这成了唐本忠心中的一个谜团。直到本科毕业的“谢师宴”上，一位老师才为他解开谜团——这位老师在招生时，偶然看到唐本忠考卷上有机化学成绩很好，便将他录取到了这个专业。
“这位‘贵人’的一个善念，改变了我的一生。”他笑言。
初入大学，英语基础薄弱的唐本忠连ABC都搞不清楚，然而班上有的同学甚至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原版文献，这种差距是他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好在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他，从小就养成了很强的自学能力，靠着一点一滴的追赶，大四毕业时他成为班上唯一一名在当年出国研究生资格考试中实现门门及格的学生。由此他顺利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出国留学名额，前往日本京都大学高分子化学系学习。
此时，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出现在他眼前——在京都大学这所日本顶尖高校，他不但要弥补自身在学业水平上的差距，更要从头开始学习日语。
有意思的是，当初在选择留学目的地时，唐本忠的国内导师手中有多个前往美国高校留学的名额，但留学日本的名额只有一个。彼时的唐本忠更倾向于前往美国，导师却偏偏要求他留学日本。
“现在想想，真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祸还是福。”他笑着说，在日本面对的困难要多很多。与此同时，他学到了日本学者严谨求实、把事情做到极致的研究精神。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应该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吧，这种精神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1988年，博士毕业的唐本忠在日本企业工作一年。其间，在一位加拿大教授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机会。于是，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身处多伦多大学这样一所世界顶尖大学的唐本忠，又一次陷入了“强手如林”的环境……
“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个人的选择要比现在少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种小舟似的感觉。”唐本忠说，他的应对之策是——当一件事情必须要做时，就想方设法喜欢上它。“因为只有当你喜欢它时，你才会真正进入状态。”
什么叫“进入状态”？“很简单，如果你早上一睁眼，就有股奔向实验室的冲动，那你就进入状态了。”唐本忠说，其实从事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很有意思。当然，这一过程也可能非常痛苦，毕竟做研究不似考试，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不过，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正是科学研究最有吸引力之处吗？”
学生毕业了也“赶”不走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唐本忠很希望能将他对于科研的这种态度传递给学生。
“我经常和学生讲，一个人不能完全没有功利心。否则，他的生活就太平淡了。但又不能太刻意追求功利，因为这样的人生会更加痛苦。”在他看来，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选定一个目标，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你不一定能得到最理想的结果，但这个过程你要学会享受。正因如此，我要求学生在科研上一定要奋斗，但最好是快乐地奋斗，所谓‘痛并快乐着’。”他笑言。
也正是秉持这样的考虑，唐本忠一直坚持将是否具有科研热情作为选择研究生的最重要依据，而对于已经归为他“门下”的研究生，他又很少给他们规定具体的研究课题，而是要求学生自己寻找兴趣点。“当然，我不可能允许学生在我的课题组研究考古，但只要是我的研究大圈子，全凭学生的兴趣。”
至于学生是真的有兴趣还是在他面前“表演”，在唐本忠看来，这很容易分辨。
“比如，我的学生经常在实验室工作到深更半夜，即使‘赶’他回宿舍都‘赶’不回去；而那些对科研没有热情的学生，一到‘下班’时间就肯定不见了。”他说，如果学生对从事的科研真正感兴趣，自然会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因为他们乐在其中；反之，无论老师怎么催促，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干劲。“这是人性使然。”
正因如此，同事经常开唐本忠的玩笑：“你这‘家伙’究竟有什么魔法，为什么你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不想走？”
“有些学生还没毕业就恨不得把导师给‘炒’掉，但我的很多学生即使毕业了都‘赶’不走。因为他们太喜欢自己的课题了，他们想一直做下去。”说出这番话时，他的语气颇显骄傲。
作为老师，唐本忠说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招到一批优秀的学生。没事的时候，便可以和他们聚在一起“瞎侃瞎聊”。“在这个过程中，看似是你在教育他们，其实这些孩子也在影响你。”他坦言，自己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招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但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我们做得越好，招到的学生就越优秀，从而促使我们做得更好……”
唐本忠曾做过一个粗略统计，时至今日，在他的学生中已经诞生了200多位教授，这也成为他目前为止最大的骄傲，不过对此他并不满足。
“我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努力在我的学生中培养出几位院士，我觉得这是挺有可能的。”言罢，他的脸庞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原标题：这位“最可能获诺奖的中国科学家”，下一步打算再培养几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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